寺院道观自魏晋南北朝到唐以及宋代早期，那日子过得都是相当可以的。
唐代名相狄仁杰曾说过：今之伽蓝，制过宫阙，穷奢极壮，画绩尽工，宝珠殚于缀饰，瑰材竭于轮奂。
到了宋元之时，部分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这些‘出家人’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太大，于是着手开始控制。
明代，朱元璋也定了加强管控这样的基调，寺院道观基本没有形成大的影响，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，因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有所赏赐。
洪武二十七年，朱元璋下令，钦赐田地，税粮全免，常住田地，虽有税粮，仍免摊派，僧人不许充当差役。
这是个明显的进步，即常住田地是需要交纳赋税的，不过寺院、道观基本会免除徭役，所以对一些人仍然具有吸引力，而且也经常会成为“逋亡之渊薮”，意即逃亡者集中的地方。
景泰三年，朝廷下令，令各处寺院、道观以六十亩为业。
不过在实际执行中，却不是这样。
这种年景，若不是出来个正德皇帝，那看守宫门的小太监都在给家里‘置办产业’，兼并土地是从上到小，人皆有之。
在明代，租寺院、道观之田耕种的百姓比比皆是，但却很少听闻过寺院道观反过来租种旁人的土地的。事实如何，可见一斑呐。